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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無人比赫伯特?羅森費爾德在對自戀與自戀障礙的精神分析理解上所作出的貢獻更大。他精彩的臨床描述影響了眾多人，他的關于自戀障礙本質的觀點被很多精神分析師吸收到他們自己的思考中。

他在1964年建議說，也許最好將弗洛伊德的“原初自戀”的概念視為一種原發(fā)性的客體關系；他描述了利用投射性認同來創(chuàng)建與他人的一種自戀性客體關系，他也描述了人格內部“自戀組織”的發(fā)展。在他1971年關于“自戀的攻擊性特征”的論文中，他闡述了“破壞性自戀”的概念—一種源自于或體現(xiàn)了死本能的力量。鑒于本章的目的，我想重點強調他的一些觀點。

1.羅森費爾德認為自戀障礙發(fā)生于偏執(zhí)-分裂心位中好與壞原始分裂的失敗。涵容（比昂）或抱持（溫尼科特）的缺乏增加了這方面的危險性。

2.自戀病人逐漸建立起全能自體和（被其全能性地創(chuàng)造出來的）客體的幻想，客體常常被人格化為一個好友或權威。除非分析師與此共謀，否則即被視為對這種關系的威脅。

3.后來他補充說道，“潛藏在全能[自戀]結構之中的是一個嫉毀的（envious）、破壞性的超我”（Rosenfeld 1987: 88-9）。比昂早些時候曾將“自我破壞性超我”的產生描述為嬰兒期涵容失敗的結果（Bion 1959: 107）。最近，Edna O'Shaughnessy（1999）與我（Britton2003）更為詳細地撰文探討了自我破壞性超我的概念，Leslie Sohn在最近尚未發(fā)表的一篇論文中強調在一些謀殺性的個體身上這部分（指的是，自我破壞性超我。譯者注）的重要性。

4.1987年，羅森費爾德寫道，他現(xiàn)在意識到有必要將自戀組織與隱藏在這些自戀組織之后的一種隱秘的死一般的力量作區(qū)分。他把這種力量形容為通過謀殺性意圖和對死亡理想化的方式呈現(xiàn)。他描述了在分析之中它表現(xiàn)為過度專注于對分析師的謀殺企圖（1987:133）。

5.羅森費爾德認為把以力比多為主的自戀狀態(tài)和以破壞性為主的自戀狀態(tài)區(qū)分開非常重要。

雖然他提出了這些總體思路，但他首要關注的還是個體案例，并且他給我們留下了一些他認為在臨床上具有緊迫性的任務。一個任務是必須區(qū)分力比多自戀與破壞性自戀；另一個任務是必須弄清楚創(chuàng)傷在自戀障礙中所起的作用。他的工作給我們留下了一些需要去思索的問題，我將在本篇論文中嘗試對這些問題作出回應。我們說的自戀指的是什么？在力比多自戀與破壞性自戀之間是否存在著一種差異？自戀在自戀障礙中起著什么作用？

我們說的自戀指的是什么？

在精神分析文獻中也許沒有哪個領域比自戀這個領域所涉及的文獻更為豐富而又令人困惑不解。此外，不同的發(fā)展模型使得任何關于自戀的討論變得復雜化，這種困惑由于這個詞在不同上意義上的使用而進一步加劇。因此，在做任何考慮之前，我想澄清一下我對這個術語的使用。

在我看來，術語自戀在文獻中有三種使用方式。首先，代表臨床上的自戀現(xiàn)象，從對外部客體的興趣轉向自我關注。其二，這個詞用來指一組人格功能失調的特定群體，稱作自戀障礙。其三，自戀用于描述人格中存在的一種力量，它抵抗除了與自體以外的任何客體的關系。我認為這是一種破壞性本能，被用來抵抗與任何明顯分離的客體的關系；我稱其為一種滅族性本能，很多同事把它納入到“死亡本能”名下。

臨床上的自戀在嚴重精神病綜合癥、輕微障礙和日常生活中都有存在。在本章中，我想暫不考慮這部分，而集中于這種內在力量，我們稱作自戀，以及這種臨床狀態(tài)，我們稱作自戀人格障礙，以便對自戀在自戀障礙中起著什么作用這個問題展開討論。

Henri Rey把這些癥候群描述為“一種人格障礙，對分成神經癥與精神病兩部分的分類構成了挑戰(zhàn)。我們現(xiàn)在把它們稱為邊緣人格、自戀或分裂樣人格組織”（1979: 484）。有著這些不同綜合癥的患者們的共同之處在于他們不能，至少在最初的時候，在分析中以通常的方式行使功能，因為他們不能形成一種正常的移情關系。在他們的移情性依戀中，一些人冷漠、疏離， 其他人則粘著、喧囂和具體，但是在這兩種情境中分析師都不會被感受為重要和分離的。

為進一步討論這些問題，我將首先簡要回顧這個概念的歷史。

自戀概念的發(fā)展

力比多自戀與破壞性自戀之間區(qū)分的源起可以在自戀概念的發(fā)展史中得以發(fā)現(xiàn)。自其產生之日起，兩個主題以對位的方式貫穿于對臨床自戀的論述之中。一個主題是——自戀是對不利的客體關系的一種防御；另一個主題是——自戀是對客體關系的一種基本敵意的體現(xiàn)。即使有關納西索斯的原始神話都存在著兩種版本：一種是唯我論，另一種是創(chuàng)傷論。在Ovid的版本中令人熟知的說法是納西索斯拒絕了除他自己以外的所有人，并為此付出了代價，但是在Pausanius搜集的另一個版本中，納西索斯失去了一個孿生姐妹，并誤把他的倒影當成了他失去的那個孿生姐妹（Radice 1973）。

我們可能會得出一個有用的，盡管還不精確的推論，即弗洛伊德的觀點把我們引領向力比多自戀的概念，而亞伯拉罕的觀點把我們引領向破壞性自戀的概念。弗洛伊德表明他把繼發(fā)性自戀看作是一種保留或修復愛的手段，當客體愛看起來是不可能的時候。而亞伯拉罕強調的是對移情性客體懷有的敵意，移情性客體可在自戀障礙中發(fā)現(xiàn)。弗洛伊德認為在自戀障礙中自愛取代了母愛，而亞伯拉罕認為嫉毀促進自戀，并阻礙客體愛。

從一開始，亞伯拉罕就把它與“否定論”聯(lián)系起來：“早發(fā)性癡呆的違拗癥是對移情最為完全的對立”，他在第一篇精神分析論文闡述這一主題時寫道（1908: 71）。最初亞伯拉罕在寫給尚未謀面的弗洛伊德的一封信中提出了該建議。亞伯拉罕提出，與癔癥不同，“早發(fā)性癡呆破壞了個體性欲移情的能力，例如客體愛”（ibid.: 69）。亞伯拉罕的觀點是有著這種障礙的個體從所有愛的客體中撤出，返回到自體性欲。弗洛伊德顯然對此印象深刻，并確信亞伯拉罕的理論正確。

弗洛伊德接納并發(fā)展了Paul Nacke和Havelock Ellis（Freud 1914）的術語自戀，他們描述了某種人把自己的身體當做性客體的態(tài)度。弗洛伊德自己對自戀的獨創(chuàng)性貢獻開始于他在1910年對他的“性學三輪”添加的一條腳注，他在其中描述了自戀性客體關系。就男同性戀所作的理論說明，弗洛伊德寫道：

在他們兒童期最早那些年，[他們]經歷了對一位女性的一個短暫鮮活但又非常強烈的固著（通常是他們的母親）。在經歷了該階段之后，他們與一位女性認同，并把他們自己看作是他們的性客體。換句話說，他們從一個自戀性基點出發(fā)，然后尋找一位與他們自己相像的年輕男性，他們可以像他們的母親愛他們一樣愛他。

（1905, 腳注: 144-5）

在他1914年“論自戀”一文中，弗洛伊德把他的關于渴望理想化母嬰之愛的觀點做了進一步呈現(xiàn)。通常來說，墜入愛河，在他看來，耗盡自體以使客體受益，而客體給予的對等的愛是補償這種力比多嚴重流失的唯一手段。那些發(fā)現(xiàn)所付出的愛得不到回報的不幸的人們，被以此方式剝奪了自尊，還有他人的愛。然而，關于繼發(fā)性自戀，弗洛伊德認為只有在由于內部原因使得滿足客體愛存在某些障礙的情形下才會發(fā)生。他寫道：

對愛的滿足感變得不可能，而且只通過力比多從它的客體撤回的方式對自我再強化?？腕w力比多返回到自我并轉換成自戀，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再度獲得了一種快樂的愛；而在另一方面，事實上，真正快樂的愛與原始狀態(tài)相一致，在這種狀態(tài)中無法區(qū)分客體力比多與自我力比多。

（1914: 99-100）

弗洛伊德在最后這句話中出乎意料地向我們呈現(xiàn)了這個概念，即絕對的力比多自戀者以其他人可能會“愛上”另一個人的方式愛上他自己。但如果“快樂的愛與原始狀態(tài)相一致，在這種狀態(tài)中無法區(qū)分客體力比多與自我力比多”，真的是另一個人嗎？在這段文字中，弗洛伊德暗示著這種“原始的”—“快樂的愛”—本質上是自戀性客體愛，無論是在外部世界追求他人，還是在內部世界中愛上自體。在這兩種情境中，無論愛上的是外部的還是內部的客體，這種正性關系以消除差異為條件。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自戀狀態(tài)”不是簡單地從外部客體撤回以轉向一個內部客體，而是轉向一種特定類型的客體關系。在我看來，類似于這樣的表述，存在于自體與自我之間的理想化關系置換了自我與超我之間的關系：通過自戀性的愛合并在一起的孿生內部靈魂使得自我對獲得來自超我的愛的需要變得多余，這在弗洛伊德看來是生存的一個必要條件。自戀狀態(tài)是否是對超我的一種回避？自戀性客體關系是否替代了對超我的愛？如果情況是這樣的話，可能是由于恐懼懷有敵意的超我或不具接納性的超我，或是由于嫉毀強大的、無懈可擊的超我所導致的嗎？我認為我在臨床上接觸到了所有這些可能的問題。

在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理解了亞伯拉罕關于自戀的觀點，我們也就理解了在羅森費爾德的破壞性自戀概念中發(fā)展出來的中心思想。在他1908年的論文中，亞伯拉罕把病人從客體愛中的撤回以轉向自體性欲的現(xiàn)象與早發(fā)性癡呆的違拗癥聯(lián)系在一起。在他隨后關于這個主題的重要論文中，他表明一些病人的過度自我關注與朝向他們愛的客體的蔑視和敵意有關。在他關于“早泄”的論文中（1917），他認為自戀是性抗拒的一個來源?！八麄兊目腕w愛非常不盡人意。他們真正愛的客體是他們自己。根據弗洛伊德的觀點，我們發(fā)現(xiàn)...對陰莖具有一種特別超乎尋常的且異常的情感上的評價”。亞伯拉罕更進一步把這種自愛與對女性敵意的蔑視連接起來：“他對每一位女性進行報復，因為在小時候，他的母親讓他遭受了對愛的失望”（ibid.: 297）。

在他關于“抑郁的心理發(fā)生學”著作中，他認為臨床上的自戀以正性的方式和負性的方式存在著：當它表現(xiàn)為自我欣賞時，是正性，而當它表現(xiàn)為自我貶低時，是負性（1924）。

在他對陰莖自戀做了說明的兩年后，他寫了第一篇論文——把自戀障礙恰當?shù)孛枋鰹橐环N精神分析性疾病，“一種抵抗精神分析方法的神經癥性阻抗的特定形式”（1919）。在這點上，他描述了一小部分無法適應精神分析方法的病人，盡管看起來像那么回事，并評論道“在我的病人當中，正是那些人有著最明顯的自戀”（304-5）。

羅森費爾德1964年關于自戀障礙的首篇重要論文是以亞伯拉罕的這篇論文為出發(fā)點。亞伯拉罕的這篇論文也對發(fā)表于1936年的兩篇重要論文產生了影響，它們與亞伯拉罕對有著負性治療反應的自戀障礙所做的說明做了連接。一篇為瓊?里維埃所著，另一篇為卡倫?霍妮所著。里維埃的論文（1936）為以往對分析中的負性反應的理解上引入了克萊因的抑郁心位和躁狂防御的新理論，并增添了她自己的“防御性組織”的概念?；裟荩?936）強調了病人與分析師展開的強迫性競爭，以及他們對無條件愛的需要。他們需要愛來安撫他們以抑制一種雙重焦慮—關于覺察和表達他們自己的敵意的焦慮，以及關于來自外部的報復的焦慮。

羅森費爾德對霍妮的關于病人對分析師的工作的反應的說明和里維埃的防御性組織的概念作了進一步發(fā)揮。他闡述了他自己的人格內部“自戀組織”理論，這種自戀組織抗拒真實的客體關系，并通過引誘、控制和專橫來獲取病人的效忠。

羅森費爾德認為把以力比多為主的自戀狀態(tài)和以破壞性為主的自戀狀態(tài)區(qū)分開來非常重要。在第一種狀態(tài)里，盡管當自戀信念系統(tǒng)遭到削弱時爆發(fā)了嫉毀、怨恨和報復，但是它增進了理解并降低了否定論。相比之下，在第二種狀態(tài)里，即破壞性自戀為主的的情形下，嫉毀更為暴力，無法被意識到，而且有一種想摧毀分析師或自己的極其強烈的愿望。在這些情形中，他評論道“死亡作為一種解決所有問題的手段而被理想化”（1987: 106-7）。

漢娜?西格爾認為她自己在破壞性自戀與力比多自戀的區(qū)分問題上不同于羅森費爾德。就她而言，她認為只有破壞性自戀。然而，她把這個術語限定在自戀組織內部的那種力量上，其從根本上說對客體關系存有敵意。“在自戀中，賦予生命力的關系和健康的自愛都同樣遭到攻擊”(1997: 84),她寫道，“嫉毀與自戀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1997: 78）。對自體的愛，以及弗洛伊德對自戀的關系中“令人快樂的愛”的含蓄描述，她都將其納入到生本能之中，她認為其從根本上說是客體愛，而不是自戀。由此她把自戀看作是一種存在于人格中的力量，我完全同意她的這個觀點。但是與漢娜?西格爾不同，我使用術語自戀障礙，并將一系列現(xiàn)象涵蓋在這個術語中，這些現(xiàn)象中一些是破壞性的，一些是力比多的，一些是防御性的。那么，在考慮到這些時，我與羅森費爾德的觀點一致，并嘗試區(qū)分那些以破壞性層面為主的自戀狀態(tài)和那些以力比多層面為主的自戀狀態(tài)，雖然我更傾向于稱后者為以防御性為主的自戀狀態(tài)。

John Steiner（1987）將這些納入到他更廣義的術語“病理組織” 之中，他認為它把防御與破壞性和力比多的自戀性力量結合在了一起。他意識到有一種不可避免的多種動機的混合物在驅動這些自戀性系統(tǒng)，這讓他反對分類（個人通信 1999）。盡管如此，在我看來，無論是什么樣的混合物，它可能如何變化，在任何時候最主要的動機要么是力比多/防御性的，要么是敵意/破壞性的。自戀性客體關系的建立受到以下愿望所驅使：要么通過讓愛的客體看上去像是自體的方式來保持愛的能力；要么它旨在毀滅分離的客體。攻擊要么來自于防御性為主的自戀，要么來自于破壞性為主的自戀。但是為保留愛做努力與對客體懷有敵意的肆意暴行有區(qū)別。在社會領域，戰(zhàn)爭可能是自衛(wèi)性的，愛國主義的進攻行為可能是被誤導的愛，但是種族滅絕不屬于這二者：它受到毀滅他人的愿望所驅使。

我將簡要介紹一下兩位病人以闡明我是如何看待這種區(qū)別的。我認為第一位病人患有破壞性為主的自戀障礙，第二位病人患有防御性為主的自戀障礙。

他們的共同點在于通過投射性認同與一個自我理想形象形成一個自戀性關系以逃避與一個有著破壞性的，父母形象的超我的關系。然而，在第一個案例中這種破壞性被帶入到這個雙生-關系中，然后它變成一個謀殺的聯(lián)盟，而在第二個案例中它則變成一種精神撤退，在相互理解中尋求原始“快樂的愛”。

案例材料

孿生自體與老婦人

我想舉一個來自于一位對自戀病人個案督導的簡短例子。A醫(yī)生，分析師，特別需要接受督導，因為盡管分析才剛開始，她已感到相當困難。A醫(yī)生是一位認真、嫻熟的分析師，有分析非常紊亂、困難病人的經驗，她不理解的是她無法與這位病人建立和保持一種分析性情境。

她講述了她所犯的一連串不同尋常的失誤，致使她向她的病人做出未曾預想的讓步，并立刻為此后悔。這讓她覺得分析已不受她的控制。

病人B女士，一位漂亮的年輕女人，當她與一個男人結束關系而變得煩亂不安時，過來尋求分析。她還有過青春期紊亂和厭食癥發(fā)作史。她即將離開她與這個男人一起生活過的城市，回到她富有的父親和他的第二位妻子居住的城市，并將在這里開始分析。一切都安排好了，但是當搬運工在她離開的那天出現(xiàn)時，她把他們打發(fā)走并錯過了航班。

她來到新家，安排了開始分析的時間，并錯過第一次分析。她打電話過來解釋說她忘記了咨詢室的電話號碼。A醫(yī)生感到有必要從一開始就確立她的分析性立場和工作方式，“下定決心”討論關于這次缺席分析的付費問題。正是莫名地沒有堅守這個“決心”和其他一些事情警醒著分析師。結果，B女士本該在月底開出支票，卻沒有這樣做，而令A醫(yī)生懊惱的是沒有讓其注意到這一點。繼這次分析之后，這位不管以哪種標準來衡量都非常富有的病人打電話給A醫(yī)生說她不能繼續(xù)分析了，因為她付不起費用。A醫(yī)生建議她在下次分析時過來，并就此討論。病人同意了這個建議，然后令A醫(yī)生不安的是，盡管她決心不在電話里多作討論，卻發(fā)現(xiàn)她自己和這個病人在電話里進行了更多毫無結果的交流。病人接著在她下次分析時提前二十分鐘到達，并對其他進程產生了干擾。

在這次分析中，B女士坐臥不寧地撫弄著她躺著的沙發(fā)，并幾次離開去拿甜點或紙巾。然而，最令分析師不安的是她自己的行為。在那次分析中，她驚訝于自己同意降低病人的費用。她感到她反移情的失控狀態(tài)進一步增強，盡管在下次分析開始前她已在自我覺察中觸及了這個問題，但她接著無意間延長了與病人的分析時間，而這是她很少做的事情。然而，正是在這次分析中，病人講述的一個夢對這些事件有著一定的啟發(fā)作用。

“我有一個很怪的夢”，L說道，“我在這座房子里—這個古怪的房子—每次做夢，我總是重復做著關于一座新房子的夢。這座房子是新的—但是我記得通過感官體驗我回到這座來自一百年前的房子里。我與另一個人在一起，是我的情人—或姐姐—或兄弟姊妹，不能肯定性別是什么。我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兩者都不是或兩者都是。我在保護另一個—我們與一位老婦人住在一起。我們密謀殺死她。這就需要樓梯和一些寫好的東西，比如一封信，顯然，把這封信給到她又不讓她看見我們做的將會導致她的死亡。我們需要為我們自己這樣做。但是過了六年或七年之后我們被抓了。我知道在這個夢里是我干的—我通常不撒謊—[她一直都在撒謊，分析師補充道]我記得自己心里在想這是第一次--他們不會發(fā)現(xiàn)我的。他們不會發(fā)現(xiàn)我們將實施謀殺。如果她，這位老婦人知道的話，會進行報復。她就像一個惡毒的老太太—一種邪惡的力量。謀殺對我來說，不是因為怨恨，而是因為生命或死亡。原因是來自內心的掙扎。我感覺嘴里的味道就像嚼一大塊口香糖—同類相殘—像咀嚼無滋無味的肉。”

病人繼續(xù)道，“今天早上當我醒來時，我感到惡心，最后我吐了。”

毫無疑問，在這個夢里有大量的濃縮。病人自己把這個惡毒的老婦人跟她的母親聯(lián)系起來。在督導中，我認為這個夢極好地用來解釋在分析中實際上發(fā)生了什么，以及它對反復出現(xiàn)的付諸行動的啟發(fā)作用。

我認為，如果我們看到A醫(yī)生既被這個夢里“孿生靈魂”的共謀者所代表，也被這個惡毒的老婦人所代表的話，最近發(fā)生的事件就可以理解了。A醫(yī)生對她的病人無意識反移情的認同在夢里通過作為病人的“孿生靈魂”顯露出來。孿生靈魂密謀殺死這位“惡毒的老婦人”，可以被看做是病人與分析師之間的一種共謀以摧毀A醫(yī)生的專業(yè)性自體。一些小的謀殺已發(fā)生，所有這些在孿生靈魂的心里都被認為是正當?shù)?，因為他們相信他們正處于被精神分析的古怪做法喂食有毒的同類的肉的危險之中。

分析師恢復了她通常的分析性立場，但又會偶爾在她的病人突如其來地把一些意想不到的棘手問題帶入到分析中時喪失掉分析性立場。一種模式出現(xiàn)了，即向前發(fā)展的傾向之后，接著的是負性治療反應。

隨著分析的進展，病人的紊亂性程度變得更加明晰。她有吸毒問題，她的陣發(fā)性貪食癥和嘔吐由來已久。從呈現(xiàn)出來的經歷和移情來看，她的雙性戀明顯。特別是有一段時間在一種同性戀情欲移情與一種負性、偏執(zhí)性移情之間來回擺蕩。

我想強調的是我的觀點，即這位病人發(fā)展出的自戀性客體關系，“孿生靈魂”關系，形成一個聯(lián)盟用來抵抗由“老婦人”代表的謀殺性超我。然而，破壞性被帶入到自戀性關系中。在性欲移情中體現(xiàn)出來的力比多聯(lián)結，其目的是創(chuàng)建一個以謀殺為目標的聯(lián)盟。

在分析進行了十八個月后做的一個夢對這種復雜的自戀組織有了進一步的啟示意義。

夢。病人B女士，正在用勺子喂一個嬰兒—她的母親在這個房間里—B女士不確定這個嬰兒是誰的。在她喂時，勺子變成一個叉子，叉子從嬰兒的嘴唇上帶走一塊皮膚，嬰兒然后吃掉了它。她轉向她的媽媽求助。她的媽媽說你照著這樣做：她用叉子從嬰兒的嘴上弄掉更大一塊皮膚，并說這就是嬰兒吃的東西。

病人B女士說一定還有別的方法，這樣嬰兒就不必吃掉它自己了。嬰兒的嘴唇非常鮮紅，緊緊閉著，看起來像生殖器。

然后，她意識到那個人不是她的母親，而是X，一位前任女友，她們沒有喂嬰兒而是在發(fā)生性關系。

“在現(xiàn)實生活中”，病人說道，她與X有一段同性戀性關系?！癤”，她說道，“擁有完美的身材--我喜歡它—我說的完美指的是她正好有著我想象我的父親希望讓一個女人擁有的那樣的身材?！?/p>

“我們在上大學時就在一起了”，她補充道?！八刮蚁肫鹞疫^去在那個時候有著一個反復出現(xiàn)的關于自慰的幻想—在幻想中我正看著一個穿著鐵頭長靴的男人踢一個女人的生殖器直到陰蒂掉了下來”。

對于這個分析和這個夢還有很多材料。就我當前的目的而言，我想集中在病人與她自己的自我理想形象的性關系上，這由在原初場景中篡奪了母親位置的X所代表。一個田園詩般的、幻覺的、基于自戀的同性戀原初場景，取代了母親與孩子之間的令人恐懼的場景。然而，迫害性幻想追隨著防御性行為，并把嬰兒喂奶的幻想的恐怖性帶入到原初場景中，在那里它們成為意識上愉悅的倒錯的，施虐的幻想的基礎。

力比多或防御性為主的自戀

第二個案例，D夫人，是一位在一個卓有成效的學術部門擔任負責人的女性。她在雙方同意結束一段長程心理治療的一年之后過來尋求分析；當時結束時，她感覺良好。她現(xiàn)在過來是因為她害怕徹底“崩潰”，“不管那意味著什么”，她說道。她描述自己處于一種持續(xù)的痛苦狀態(tài)中，并被與一個年輕男人的關系困擾著；不是關于性的，而是思想上的親密性。她認為她的情緒完全非理性，并告訴我這樣的情形在之前，在她的先前的治療的早期階段中，發(fā)生在另一個年輕男人身上。這兩個年輕男人都是她擔任負責人的那個學術部門的下屬。這兩段關系都沿襲著相同的模式。起初，她覺得他們完全相互理解并想法一致。后來當這種相互理解無法再持續(xù)下去時。她變得痛苦，

她認為她自己的婚姻幸福，她的孩子們是她生活的重心，但是一旦她心里與這個年輕男人建立了關系，她的注意力就完全被吸引了。對于他們（年輕下屬）不再重視她以及不再重視她所給予他們的一切的擔心總是縈繞在她的心頭。一有任何事情發(fā)生，她更有理由相信她自己是一個不好的，一無用處的人。來自她的丈夫，孩子們和朋友們的愛、贊美、尊重和贊許，盡管給予了一些安慰，但這絕不會減輕這個年輕男人的態(tài)度對她的自尊所帶來的影響。

與這個年輕男人強迫想的關系背后的結構變得逐步清晰。她是她已分居的父母的唯一一個孩子。她的母親患有嚴重自戀障礙，她的父親是出了名的自我中心和自負。在分析過程中，她做的她有一個哥哥的夢令她驚訝。在這些夢里，她對這個哥哥的出現(xiàn)并不感到意外。這個人不是她曾遇到過的任何一個人，但是她知道他是她的哥哥。她在整個童年期有一個假想的同伴，并補充說她在青春期與一個年輕男人有著一段親密但卻是帕拉圖式的友情。

在情感上強烈地依賴于年輕男人們的欣賞與她和那些她所實際依賴的人的關系，如她的丈夫，形成對比。后者，雖然溫暖，但要特別防止她對于獲得理解的期待，從而免遭失望和不滿。她對我的移情也遵循這個模式。盡管她顯然受益于她自己沒有為之追求的被理解，但她也沒有抗拒它，她只不過避免對它有所期待。分析性移情就像她的婚姻關系一樣遵循著她與她的父母的關系模式；這些關系會通過她嚴格限制她對關系有所期待來受到保護，然后在別處尋找一個靈魂伴侶。她認為向一個父母客體尋求理解將導致徹底的失望，并冒著帶來一定程度的爭執(zhí)的危險，這會否定她自己的主體性存在。

就成為她的理想自體所具有的特征而言，這個孿生的靈魂伴侶還有一個額外的特征。這個理想的年輕男性常常被她相信是她從未感受過的一位理想母親的原初愛的客體。在孿生關系中，她因此能夠扮演兩個角色，也就是，扮演理想母親，并通過投射性認同來間接感受她從未得到過的愛。

我認為這兩位病人都有一個自我破壞性的超我，但又有差別。在B女士的案例中，也就是第一位病人，超我形象是一個謀殺的女人；在D夫人的案例中，這個通常被一個內在母親占據的位置似乎是缺乏的；不僅僅是一種缺乏，而且是一種否定性存在。在這兩個案例中，通過與自我理想形象形成一種依戀構成一個自戀組織來逃避與超我的關系。這通過在外部與一個理想化的雙生子建立關系來實現(xiàn)。對于第一位病人，這變成了一種倒錯的，施虐受虐關系，對于第二位病人，超我的力量被投入到自戀性的客體中，這個客體給予的愛和贊許變得生死攸關。這兩個之后的發(fā)展以及這兩個分析的結果與我給予他們的命名相一致。就她們的生命中的發(fā)展而言，她們都獲益于她們的分析，但是第二位病人獲得了更大的能力去創(chuàng)造性地、自由地運用她的心靈。在第一個案例中，分析的特點是強烈的負性治療反應和對分析師工作能力的嚴厲抨擊；進展和獲益之后總是跟隨著怨恨，這些有賴于她對分析的參與以及分析師未能讓病人為自己做到這些。第二個案例的特點是防御性保持距離，害怕分析師變得極其強大。這部分逐步被充分發(fā)揮作用的正性和負性移情現(xiàn)象取代。重要的是記住，在這個案例中，當注意到病人通過培養(yǎng)一個替代的自戀性關系來回避父母移情時，直到她對這種超我關系的恐懼減弱，這是病人能夠做的最好的方法，

這兩位病人的背景相似。兩人的父母都離異了；兩人的母親在母性功能上都存在困難，兩人的父親都很成功且都以冷酷的自我中心而顯著。然而，這些特征在患有力比多和防御占優(yōu)的自戀障礙的病人的父母身上更為顯著。她比她的父母中的任何一方都更少的紊亂和自我中心，然而這個患有破壞性占優(yōu)的自戀障礙的病人比她的父母中的任何一方有著更多的紊亂。我們在她的案例中可以看到一種代際擴大，與另一個案例中的一種代際下降成對比。

我認為在這個兩個案例中，一種自戀性客體關系產生了一個現(xiàn)實中的或者幻想中的孿生現(xiàn)象。在第一個案例中會產生類似于聲名狼藉的邦妮與克萊德的人物出現(xiàn)，在第二個案例中類似于羅密歐與朱麗葉。死亡潛伏在這兩種情形中，但是在第一種情形中，伙伴關系基于一種對謀殺的共同熱愛；在另一個情形中，沒有他人的愛，死亡優(yōu)于生命。這就是在羅密歐與朱麗葉的自戀性關系中的投射性認同的程度，沒有他人的生命似乎是不可能的。邦妮與克萊德也是精神上的孿生，但是通過共同的謀殺性被聯(lián)結在一起。

結論

總的來說，我認為自戀障礙產生于當一個自我破壞性超我在發(fā)展過程中出現(xiàn)時。跟隨比昂的觀點（1959，1962），我認為這是嬰兒期“涵容”的失敗所致；一種關系的主體間失??；有時主要由于母親方面的因素，有時由于嬰兒方面的因素。自戀組織逐步演變，利用自戀性客體關系，內部的、外部的、或二者的，以逃避由此產生的敵意的超我。這可能會產生一種力比多為主的或破壞性為主的自戀組織。此外，我還認為力比多的，防御性組織最有可能產生于當涵容的最初失敗的主要因素在于父母方面時，而破壞性組織產生于當主要因素在于嬰兒懷有過多的客體敵意性時。如果我們使用自戀意指一種想消滅客體差異性的強烈欲望，那么，對于這個問題的答案，自戀在自戀障礙中起著什么作用，則是取決于它們的破壞性是怎樣的。如果組織是破壞性為主，作為反-客體依戀的自戀似乎起著很大作用；如果是力比多為主，那么，嬰兒期和兒童期的創(chuàng)傷似乎起著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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